汉字的旅程（汉字里的中国）

随着长途出行需求的增加，人们对出行效率的要求也日益提高，马、牛等牲畜很早就已经被驯养并用于骑乘、运载，但作为交通工具，它们的安全性和舒适度显然并不尽如人意。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出行需求，人们迫切希望发明一种兼具高效、安全、舒适等多方面优势的交通工具，在这样的情形下，最早的车应运而生。

我国的历史传说往往把生活中各种日用器具的发明权归到黄帝以及他的臣属头上，车子也不例外。宋代人李昉编的类书（以典籍为“素材库”分类辑录而成的“资料汇编”）《太平御览》引述汉代学者刘熙《释名》一书中的话说：“黄帝造车，故号轩辕氏。”同时还引用了三国时期蜀汉学者谯周在《古史考》里讲过的话：“黄帝造车，少昊时加牛，禹时奚仲驾马。”这就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车子是黄帝发明的，后人加以改进，而用马来为车提供动力则是奚仲的创举，至少汉代人是这样认为的。

以史料详实著称的编年体史书《左传》中也出现了奚仲的名字：“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车正是古代主管官府车辆制造的专员，至于他具体做了什么工作，战国时代还流传着另一种说法。《墨子》《荀子》《吕氏春秋》等文献都说“奚仲作车”，将车的发明权推给了奚仲，而非黄帝。后来，《说文解字》在对“车”字进行解释时也沿袭了这一说法，说车是“夏后时奚仲所造”。那么，实情究竟如何呢？

根据目前的考古成果，中国人使用车的历史只能追溯到二里头文化，考古学家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了车辙印痕、车身零件以及铸造车身零件所用的陶范。过去一般认为，二里头文化相当于夏代，而大禹是传说中的夏代开国君王，因此，面对这些考古发掘得来的实物证据，就容易先入为主地认为二里头遗址出土了车子零件就等于夏代有了马车。事实上，首先，这些零件所属的车还不能确定是用马来提供动力的。其次，二里头遗址的文化归属是个异常复杂的问题，综合目前各方面的研究成果，与其把它和历史传说中的夏代等同起来，还不如把它看作“先商文化”的代表。夏也好，商也好，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肯定地说，二里头文化时期已经有了形制比较成熟的车了，而车在华夏大地第一次出现的时间一定要早于此。

车最核心也最不可替代的部分是轮子，所以有的学者认为，车的出现理应以转轮类工具发展成熟为基本条件。通过对转轮类工具发展历程的梳理，考古学家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转轮类工具的性能已经大大优化，人们能够运用它们来把体积、面积较大的玉料加工成非常规整的形状，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直径超过20厘米的玉璧就是确凿的物证。这也意味着，性能较佳的转轮有了用于造车的可能性。巧合的是，良渚文化和古代文献中记载的夏代的时间相去不远。所以，尽管作为一个国家或者朝代的夏是否存在仍有疑问，但如果我们仅仅把文献中的夏代理解为一个时间代称的话，中国最早的车出现于夏代这一种说法大概不会离史实太远吧。

我们说轮子是车身上最重要的部件，这从古文字形体方面也是能够得到支持的。甲骨文中的“车”字有繁体和简体，最繁复的写法自然是把整个车身轮廓都描绘出来，这种写法虽然表意明确且形象生动，但对于提高书写效率来说并不是最优选择，所以人们就有了简化字形的动力。简体的“车”字把车身上大部分零件都卸掉了，只剩下轮子，可见在古人眼里，轮子正是车身上最有识别度的部分。楷书“车”字的繁体写作“車”，这个字形中间类似于“田”的部分就是由车轮的象形写法演变而来的。

前面提到，在二里头遗址发现的车辙痕未必属于马车，那么，马车何时开始在神州大地奔驰呢？根据考古发掘的成果，学界普遍认为，商入主中原之前，中原地区是没有马车的。而20世纪以来在商代晚期都城遗址殷墟陆续发现的一些车马坑则表明，马车在商代贵族的生活中似乎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有学者以此为基础推论，商民族兴起于草原，因掌握了骑马和使用马车的技术而在与农耕民族的对战中无往不利，从而成为中原地区的统治者，同时也将驯马和马车带到了中原。在更多相关证据被发现之前，虽然这还不能算是定论，但不失为一种比较合乎情理的解释。

甲骨文中有写得非常象形的“马”字，这说明马对于商民族来说并不陌生。相比于表示其他动物的名称的字，“马”字最重要的区别性特征是代表颈部鬃毛的几个笔画。西周金文中的字形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躯体部分，头部用一只眼睛代替，但对鬃毛的表现却大大强化了。尽管在春秋战国时期“马”字在各国文字中的写法有着巨大的差异，在秦汉之际经历过极其剧烈的变化，但这个特征却一直被完好地保留着，在汉代演变成了几个横画。

商周以来，由于马是车辆动力的主要提供者，对于长途交通而言有着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所以其品质优劣素来为人们所重视。古人很早就总结出了一套挑选马匹的经验，并且形诸文字，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轪侯利苍的家族墓地出土的帛书中就有《相马经》，可见此类知识已经受到上层社会的关注。

包括马车在内的畜力车并非中国人的专利，古代西方国家也有类似的发明，古埃及新王国时代的壁画里就有马车图像。不过，中西古马车在系驾方式上有着显著的不同。早期的西方马车是直接把传递牵引力的绳子套在马脖子上的，而中国古车的系驾方式则稍显复杂些，用一个被称为轭的器具叉在马的肩胛上，传递牵引力的绳子——靷一头绑在轭上，另一头固定在车辆的纵轴——辀上。中国早期马车的系驾方式在古文字形体上也有所反映，从象形程度最高的早期金文中可以看到，有两个斜向的笔画将“车”字的纵轴与代表拉车牲畜的笔画相连，这两笔便象征着靷绳。后来，随着象形程度下降，这两笔也逐渐消失在汉字演变的历程之中了。

系驾方式的不同意味着早期中西马车很可能是各自独立产生和发展的。不同的系驾方式各有什么优缺点呢？若像古埃及壁画车马图中展示的那样把绳子套在马脖子上，马跑得越快，脖子受到的压力就越大，呼吸就越不顺畅，所以马会出于本能放慢速度。而中国人的系驾方式则更好地解放了马的呼吸道，更利于它拉着车灵活地奔跑。由于灵活度相对较低，所以西方早期并没有将马车应用到战争之中，而在早期中国则出现了战车，先秦时代，拥有战车的多寡是衡量国力强弱的重要标准，战车的这种象征意义大致相当于今天的航空母舰，当时以“千乘之国”来比喻国力强盛，其中的“乘”指的正是战车。

陈文波，复旦大学中文系学士，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硕士，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艺术史和中国古代艺术文献的研究，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兼事语言文字科普写作，著有《汉字的味道》《字说中国：汉字里的生活世界》等。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汉字的旅程》属“汉字里的中国”系列，文图并茂。本书撷取有关“行”的汉字进行追本溯源，既反映陆地交通，又包含水路交通，体现了先民的真实生活状况。漫长的开拓之旅中，先辈为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财富，他们在旅途中仰观俯察，取象造字，将宝贵的经验凝聚成一个个汉字，不断充实着我们的文字体系。通过回溯有关“行”的汉字，我们不难发现汉字本身也跋涉在漫长的旅程之中，在前行的同时成长、蜕变。所谓“汉字的旅程”，不仅指汉字里关于交通区域、交通设施、交通行为、交通工具的信息，同时还指汉字自身走过的漫漫长路。

卷首语

路漫漫其修远兮

    快速增长的人口从事越来越多样化的活动，使得社会渐趋复杂，城市和国家以此为契机出现在历史之中。作为人类频繁活动的物质见证，交通要道在城市里的作用举足轻重。

屐痕处处

    路在脚下，凭借双脚的力量，人们可以到达心中想要到达的地方。为和行走一类意思有关的字往往和脚的象形脱不了关系。

万里长征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将长途行军称为“长征”并非现代人的创造，早在中古时代，就已经出现了这个用法。

从何处来？向何处去？ 

    人居住在城市、乡村等规模大小不一的聚落之中，远行便是从一个聚落到另一个聚落，当然，途中也会行经许多别的聚落。作为长途跋涉的起点和终点，很多聚落之所以能够存续并发展，在相当程度上有赖于交通条件的不断改善。

长亭更短亭

    在中国文化中，亭还有另一种含义——送别之地。在文人墨客笔下，“长亭”是离愁别绪的象征。

踏遍青山

    通向远方的征途有风和日丽，也有水长山高。在古代，由于相当多的地区尚未得到开发，人们远行的路上充满了艰难险阻，其中最难逾越的便是连绵的高山。

大江东去

    “谁谓河广，一苇杭之。”只需一叶扁舟，人们即可随着河流，抵达千里之外。相比于建造陆上交通设施之艰辛，利用天然水道来实现运输和出游无疑更加方便。

临溪涉水

    地表水体形态多样，既有宽广的江河湖海，也有窄浅的清溪小涧，它们在山丘和原野上纵横交错，成为人们旅程中的一种风景。

载驰载驱

    马、牛等牲畜很早就已经被驯养并用于骑乘、运载，但作为交通工具，它们的安全性和舒适度显然并不尽如人意。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出行需求，人们迫切希望发明一种兼具高效、安全、舒适等多方面优势的交通工具，在这样的情形下，最早的车应运而生。

荡起双桨

    船是水上交通必不可少的工具。从独木舟、竹木筏发展到木板船，再到钢铁轮船，人类的造船技术水平和船舶性能都经历了相当漫长的发展进步历程。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