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古代中国文化讲义（共2册）

孔子与《春秋》

一

近代人一说到孔子，便联想到《论语》。《论语》公认为研究孔子一部必要的典籍，这诚然是不错。但《论语》乃孔子门人弟子记载孔子平日言行的一部书，而《春秋》则是孔子自己的著作，而且是孔子晚年的，又是他唯一的著作。而且又说是孔子极用心、谨严、深微的著作呀。因此说：

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

如是则我们研究孔子，至少不能不注意到《春秋》。

而且隋唐以前人尊孔子，《春秋》尤重于《论语》。两汉《春秋》列博士，而《春秋》又几乎是五经之冠冕。《论语》则与《尔雅》、《孝经》并列，不专设博士。以近代语说之，《论语》在当时，仅是一种中小学教科书，而《春秋》则是大学特定的讲座。而且当时人又说：

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经》。

他们举了孝经、《春秋》而独不及《论语》，这又为什么呢？这因《春秋》乃孔子晚年的著作，孔子自己说：

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着明也。

可见要窥见孔子生平的心事和志向，自然应注意到《春秋》。若孔子平日言论行事，见之于《论语》的，如论仁、论智、论礼乐、论学、论君子，头绪多，门类广，在中小学阶段的人，骤然不易把捉到要领。反不如《孝经》，专一讲孝道，又简易，又扼要，自天子至于庶人，都可学，都可行。所以就小学言，《孝经》更适合；为大学言，为要真研究孔子平日之微言大义言，则非《春秋》而莫属。（汉人自初即有孝弟力田之奖励，故汉人重《孝经》，亦与当时王官制度有关系。）

以上是两汉人见解，此下魏晋南北朝以迄于隋唐，《春秋》列于经，仍非《论语》所得比。直要到宋代，《论语》《孝经》《尔雅》《孟子》亦算是经了，那时的《论语》，始和《春秋》取得同等的地位。但宋学初兴，其时如胡安定、孙泰山、石徂徕，后人推为“北宋三先生”，这三人是宋学的开山，他们也多讲《春秋》，仍像是看《春秋》更重于《论语》。下及二程和朱子，才始提高《论语》地位超过了《春秋》。于是讲孔学的，更要再研究《论语》了。

但这一观点，到清代乾嘉以后又变了，似乎他们看《春秋》又复重过了《论语》。道光时，戴望作《论语》注，他想把公羊《春秋》来创通《论语》之义，这是一明证。晚清公羊今文学盛行，那时人讲孔学，似乎董仲舒的地位更超过了朱晦庵。这是说，他们所认的孔子精神，还是在《春秋》，更高于在《论语》。只有最近几十年，一般人意见，似乎较接近两宋之程、朱，因此研究孔子，都重《论语》，而忽略了《春秋》。（戴望治颜、李学，颜、李主张由两宋返先秦，戴氏以《春秋》释《论语》，正可证明本文之阐述。关于颜、李思想，参读拙著《近三百年学术史》。）

二

若我们根据上面那一段历史的客观叙述，可见真要研究孔子，实在不该忽略了《春秋》。至少我们该知道，为何在中国儒学史里，大部分尊崇孔子的人，都会注意到《春秋》？他们看重《春秋》的意见究竟在那里？我们必认识到这一层，才始懂得孔子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以往的真地位和真价值。我们亦得先明白了已往学者推尊孔子《春秋》之真意义，才能再来下批判，再来作衡量，《论语》《春秋》两书在研究孔学的地位上，究竟孰轻而孰重，究该谁先而谁后。

而且推尊《春秋》，也不是两汉始；这从孟子而已然了。孟子不是大家认为是孔学中的第一权威吗？孟子说：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又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者，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这里孟子称引孔子的话，可见孔子也早自己说过了，后代要批评我，惟一的根据便在《春秋》呀！

孟子又曾说：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孟子直从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说到孔子作《春秋》。天下一治一乱，孔子《春秋》，又是天下之一治。孟子并没有说孔子之删《诗》《书》，订礼乐，赞《周易》，而只说他作《春秋》。把他作《春秋》和古圣王治天下相提并论。这是孟子对孔子《春秋》之推崇。

葛兆光,原籍福建,1950年生于上海,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研究生毕业。现为上海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宗教、思想和文化史。主要著作有《禅宗与中国文化》《道教与中国文化》《中国思想史》《增订本中国禅思想史——从6世纪到10世纪》《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等。

钱穆（1895—1990），字宾四，江苏无锡人，现代著名学者、国学大师。钱穆毕生致力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半生辗转任教于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江南大学等多所大学。钱穆治学严谨，著述颇丰，于经史子集无所不通，代表作有《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国史大纲》《先秦诸子系年》《中国文学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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