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传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典藏纪念版，西方学者眼中的周恩来）

16  国际舞台（1953～1955）

1953 年3 月，为苏联的斯大林举行葬礼时，共产主义世界的领导人都聚集到苏联。许多人预料毛泽东会露面，他现在或许会名正言顺地声称是那个统治集团的最高人物。但是，他宁愿躲避在苏联人手下进一步遭到怠慢，因为这种怠慢是预料之中的，他早已领教过了。此外，他1949 年的那次访问还从未得到任何苏联高级掌权者的回访，更不用说他的两位主要助手刘少奇和周恩来的那些访问了

    因此，毛泽东派周恩来去参加斯大林的葬礼。欧洲的共产党同事们不仅把他看成是毛泽东的代表，且对他本人也表示尊敬。周恩来是他们所喜欢的那种共产党人，在莫斯科的仪式上他是站在苏联领导人之间的唯一外国人，而没有和外国代表团在一起。当斯大林的灵柩离开时，周恩来迅速走在它的后面，与苏联新的国家领导人赫鲁晓夫、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处于同样的位置上。

    周恩来曾深受斯大林的暴躁和吝啬之苦，这时他一定对自己在马克思主义世界中被给予的如此殊荣而感到高兴，这种殊荣是他没有预想到的。当他肃穆地走在这位暴君的遗体后时，他一定会想起他曾怎样等候过来自这个人的遥远的决定。斯大林的威名曾使中国同志感到发抖，他也一定记得斯大林是怎样像一个摩天大厦上的警察指挥下面的街道交通那样指挥着中国革命的。但是，周恩来的复仇情绪很快会转到现实中来。他能从苏联新的领导人那里为中国争得什么呢？与斯大林相反，这些领导人公开宣扬他们高度重视同中国的合作。在那儿，现在开始了一个迟到的蜜月，它将延续3 年左右。

    周恩来在斯大林葬礼上的显赫地位使他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一个新人物。人们到处询问，这位在共产主义世界中执掌如此大权的不知名的中国总理是谁？他在后来的朝鲜停战中的作用，以及随后在印度支那会议上的显著成就加深了外部世界要更好地了解他的印象。印度支那会议于1954 年在日内瓦召开， 这次会议结束了法国殖民军与胡志明领导的越南民族主义者之间的战争。

    周恩来是参加日内瓦会议的3 位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同来的还有莫洛托夫外长和越南总理范文同。在前往开会的途中，他访问了莫斯科。赫鲁晓夫后来回忆起周曾对越南战争做过这样的解释。

    胡志明同志对我说：“越南的局势毫无希望，如果我们不马上停火，越南人就不能继续坚持抗击法国人。他们要我们帮助他们驱赶法国人。我们简直不能……我们在朝鲜损失了很多人。这场战争使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们没有力量在此时卷入另一场战争。”

    赫鲁晓夫建议周恩来说点俄国式的谎话，让胡志明继续相信中国可能会派军队越过边界去支援他们。

    结果是，周恩来没必要采取这种防御式的态度。会议开始时，越南人已经赢得了奠边府战役，而且尔·孟戴斯- 弗朗斯领导下的法国新政府已准备妥协。然而，在1954 年夏季推敲印度支那问题解决方案时，周恩来却出人意料地与西方领导人结为朋友，这使他的共产党盟友感到吃惊。

    这是他自30 年前学生时代以来第一次重返西欧。正如后来的事情所证实的那样，这也是唯一的一次。作为总理，令人吃惊的事实之一是他从未亲眼见过大工业中心里现代资本主义的战后繁荣。日内瓦和伯尔尼是他仅仅参观过的西方城市。它们很难使他充分理解到中国落伍的程度。

    日内瓦的人们最初不明白他为什么通身都着黑色。他头戴黑色宽边礼帽，身着长裾外衣。开始时，他显得紧张不安，在一小队保卫人员中移动，似乎他料到会有暗杀行动。一位记者写道：“他好像不能左右环视，面孔显得冷淡，带着一种蔑视的神色。”《生活》周刊尖刻地把他描绘为一个喜欢享乐的共产党人。这也许是因为他的代表团租了一家最好的饭店，并雇了一队小轿车，而周恩来本人则住在一座舒适的别墅里，并在那里会见友好国家的代表团。

    周恩来为促成会议召开所做的种种努力给人产生了一种敌对的印象。他对西方的态度比莫洛托夫还要冷淡。他指控美国人想用越南作为反对中国的军事基地。

    在会议陷入僵局的最初阶段，周恩来在一间接待室里与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不期而遇，正好面对面相碰。这位态度僵硬的美国国务卿对周恩来的个人诚意公开表示质疑。他宣称只有在他们撞车时，他才会亲自会见周恩来。周恩来对这位美国人伸出了手，他以前从未见过杜勒斯。屋里的其他人都愣住了，注视着这位美国人如何做出反应，杜勒斯有意地摇摇头，将两手交叉着放到背后，扭转身大步走出了房间，像个新英格兰教徒那样嘴里咕哝着，“我不能”①。周恩来凝视着杜勒斯的背影，抬起双手耸了耸肩，好像是说：“这是什么举止？”这一戏剧性的事态的急转为他赢得了世界各地的朋友。一个法国官员把在这次相遇中“穿着简朴凉鞋”的中国人比作有教养的人，这说出了很多人的心里话，并很有代表性。在日内瓦要处理的事务结束时，另一位美国人迪安·艾奇逊却对周恩来表示赞赏，称他跟丘吉尔一样，是世界上“最有才干的外交家”。

    在会议结束时，周恩来抵制了苏联的领导，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很明显，他断定苏越方面在会上采取的阻碍议事的战略，是在牺牲中国的利益而帮助越南。这既关系到它们之间的共同边界问题，也关系到范围更广的东西方关系问题。他或许

已看出，斯大林的继承者们无论如何已准备与西方进行缓和。6 月中旬，周恩来告诉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和后来成为法国总理的皮埃尔·孟戴斯- 弗朗斯说，他同意把老挝王国和柬埔寨从越南分离出来，实现独立。这使与会者又激动了起来，他看到印度与其他中立国家在东西方争夺中对这两个国家的独立是多么关心。周还说，中国要与敏感的越南人处理好关系会碰到一些麻烦，不能不让越南继承法帝国主义曾行使过的权力。为什么老挝和柬埔寨在未来的印支地缘政治方面不会像

受到中国的大量影响那样而受到越南的影响呢？出于种种不同的原因，莫洛托夫同意了周恩来的意见。但是，越南人却极为恼火。越南试图恢复对这两个小国的霸权，在法国殖民者到来之前，他们就已经在图谋这种霸权了。

迪克▪威尔逊，研究当代中国问题的英国学者。早年就读于英国牛津大学及美国加州大学，获文学、法学硕士，后在研究中国问题的权威性刊物（中国季刊）担任主编。威尔逊在研究当代中国历史和人物方面有一定造诣，其主要著作有：《毛泽东传》《周恩来传》《长征，1935年》《亚洲的觉醒》《人类的四分之一》等。

译者简介：

封长虹，著名战略问题和国际问题专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军事战略学博士，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清华大学海外安全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中美关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兼学术委员会执行主任，浙江大学国防教育高级顾问，同济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院客座教授，中华美国学会常务理事。长期从事战略问题和国际问题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国家安全战略、中国军事战略、美国军事战略、中美关系、台海问题、南海问题、国际法与战争法等。主要译著有《周恩来传》《周恩来的大外交》《蒋介石传》《统帅们》《掌权者》《里根自传》《海湾战争》《为和平而战》等。

迪克▪威尔逊先生自1960年第一次与周恩来见面后，便开始搜集该书的写作材料，其中包括周恩来的同事们的广泛回忆及国内外可供查寻的文献资料。他以翔实的资料为基础，再现了周恩来传奇性的一生，分析了他给新中国成立和发展带来的巨大影响，是一部全面、深刻又不失独特见解的著作。

作者序

第一部……求索

1多次被收养（1898～1913）

周的童年始终在不寻常地变换着——身躯从中国的沃土中心移到了冰天雪地的北方，情感上当他还是个婴儿时便从他的生身父母那里被送给了他的养父母……

2就学津门（1913～1917）

周在南开的4年奠定了他后来所坚持的学术风纪的方向，使他明白了自己该做些什么，而正是这一缘故，加之他与许多人结下并持续了多年的友谊，周总是带着怀旧的情感来回顾南开中学的往事……

3东渡日本（1917～1919）

周在日本旅居了18个月之后，离开了日本。在那里他没有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所以也没有什么值得表现的东西。他能带走的是他对所读过的书的记忆和在河上肇博士创办的杂志中所了解到的对他有决定性意义的社会主义理论。

4身陷囹圄（1919～1920）

“五四”运动时期，先是周主办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遭禁；后来，他又在一次示威抗议中被逮捕入狱。严酷的现实却令周深刻地体会到：今后的救国道路，只有深入劳工群众，依靠劳动阶级，采取共同行动，才能挽救中国的危亡，改造旧的中国。

5留学法国（1920～1924）

在欧洲度过的3年半时光，使周恩来得以信奉马克思主义，并使他本人完全同这个主义相融合了。所有这些，加上他在巴黎时在中国共产党内地位的逐渐提高，为他今后在国内的政治生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第二部……奋斗

6革命婚姻（1924～1925）

在那个婚姻由父母包办的年代里，周和邓彼此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自愿的、充满热情的、不受他人支配的选择。他们的婚姻被证明是中国夫妻生活中最成功、最忠诚、最持久、最具有说服力的婚姻。

7占领上海（1925～1927）

周没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对工人阶级也不太了解，而且既无起义指南，又无苏联顾问的指点。武装起义完全是他自己智慧的结晶。但是，周仍然低估了蒋的对抗性。在他的头脑中，他似乎以为起义失败是运气不佳或同蒋关系疏远所致。然而，他没有在自责上浪费时间，而是忙于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上海起义。

8南昌起义（1927）

以周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这一次未等莫斯科同意，就做出决定发动南昌起义。尽管南昌起义失败了，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共产党在南方变得成熟了，因此8月1日被中国共产党确定为人民军队诞辰日，并受到纪念。作为军队的缔造者，周受到了人们的拥护。同时，他也因终于领导共产党摆脱了在国民党内的寄人篱下的生活走向独立而受到赞扬。

9重获信任（1928～1930）

莫斯科的热烈欢迎使周心旷神怡。有位同志回忆说：“斯大林对他极为欣赏，赞扬了他在解决军事问题和情报工作方面不断取得的成绩，高度评价了他的能力和政治眼光。”他同负责中国事务的新的克里姆林宫负责人帕费尔·米夫也相处得很融洽。

10技高一筹（1931～1934）

国民党开始第四次反共“围剿”时，周对军事政策的支配权似乎更加巩固了。红军的组织也更加标准化和合理化。对周在这次战役中的军事成就，李德后来的评价是“值得称赞”。李德还注意到，重要的军事决定是由周做出的。

11长征路上（1934～1936）

周恩来放弃了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破碎梦想，于1934年开始了具有战略意义的红军大撤退。这一壮举成了举世闻名的长征。除了避开敌人外，红军没有既定的目标。周抛弃一块跟比利时一样大的根据地，开始了长达一年之久的远征，相当于从伦敦徒步到东京，或从纽约到里约热内卢。

12虎落陷阱（1936～1940）

出乎人们的意料，周的死敌、曾经几次差点儿抓到周、并且悬赏8万大洋要周的头的蒋介石居然落到了周的手中。这一不寻常的捉拿上司蒋委员长的兵变是中国东北军在少帅张学良的领导下执行的。由于得到张学良的信任，周实际上成了蒋介石的主宰者，掌握着他的命运。

13谈判专家（1940～1943）

周在谈判方面的才能要胜过党内其他同事，不论是同国民党谈判，还是同外国人谈判，都是如此。他深谙国际事务，和政府官员关系较好，英语流利，性格又特别适合这类工作。许多共产党人是带着一种要争吵的架势来到谈判桌的，但周却保持着一种适当的理智。

14赢得胜利（1943～1949）

周和他的伙伴将到北京去宣布一种全新的主义。它包括这样一个目标，要把中国社会从迷信精英统治转变为真正的社会民主。经过一生的革命，周在51岁时开始正式执政。

第三部……开国总理

15蓝色睡衣（1949～1952）

周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后，于1950年前往莫斯科，他带去一飞机的专家和一套新的蓝方格法兰绒睡衣。尽管它渐渐褪了色并打满补丁，但他一直穿着这套睡衣，甚至后来出国访问时也带着它，直到他去世那一天。

16国际舞台（1953～1955）

周恩来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一位新人物。人们到处询问，这位在共产主义世界中执掌如此大权的不知名的中国总理是谁？随后周在日内瓦会议上的显著成就接连震撼了世界各国的外交使节，加深了外部世界要更好地了解他的印象。

17百花齐放（1956～1958）

周一直由于讲话太诚实而受到国内反对者的抵制，在党内的地位骤然下降。到1957年年底，他由于反“冒进”而不得不做检讨。至此，在“整风运动”和“百花齐放”运动中及在经济上，他都是属于失势的那一方。

18拨乱反正（1959～1961）

周选择了强调中国政治生活民主化的必要性的做法。他所做的关于“大跃进”的报告，很清楚地反映了他准备做出的判断。这一报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是专家治国论者们对一个迅速实现共产主义的试验的评价，这一试验可能引起全世界的关注，最终也给中国带来了一点进步。

19非洲之行（1962～1965）

周与外交部部长陈毅于1963年率团访问了13个第三世界的亚非国家。这次出访的目的是使第三世界的舆论同苏联脱钩，并说服这些国家投向中国一边。周还希望推销一个新奇的概念，即中国的援助比西方的援助更为可取，因为中国专家愿意按第三世界的生活标准生活。

20“文革”之初（1966～1967）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周恩来被置于这样一种境地，他或是选择当一个殉道者，或是做一个跟不上步伐的合作者。很明显，这个运动越过了此前毛泽东与其他人共同商定的界限。在周看来，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是错误的，是与社会主义的概念相对立的。

21“文革”受困（1967～1968）

“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其中一个损失是它拖垮了周恩来。周恩来再也没能恢复他往日的活力。在生命的最后7年，他本可以在国际舞台上大获成功，但他却过得相当平凡，主要忙于补救“文革”造成的损失，同时还要为自己在“文革”中造成的政治地位变动争得一席之地。

22握手言和（1969～1976）

1972年，理查德·尼克松成为第一个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使一个世界上最有权力的政治领导人，同时也是一个长期以来对中国共产主义怀有深深偏见的国家的元首来中国进行官方访问，并与中国领导人就悬而未决的双边问题进行谈判，这是周恩来长期外交生涯中最辉煌的成就。甚至周自己也用同样夸张的语言把它称为国际关系中令人高兴的一个突破。

尾声

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