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从此开始——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天涯何处是神州”的历史呼唤

近代中华民族危亡的现状，呼唤一个能够带领中国人民进行奋斗的先进政党，以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目标。

中华民族危亡局面发端于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也是从这一年开始的。

历史学家蒋廷黻（1895—1965），曾对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变化作过尖锐的评价：“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由此开始，中国丧失了一个独立国家所拥有的完整主权，走上半殖民地的悲惨道路。中国人在自己国土上到处可以看到那些傲慢的、把中国人视为劣等民族、趾高气扬地支配一切的洋人老爷，看到那些用步枪、刺刀，乃至机枪、大炮任意杀戮中国百姓的外国军队，看到那些在工厂、矿山中冷酷地榨尽中国劳苦大众最后一滴血的外国资本家。中国的命运不能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而是任人摆布。亡国灭种的阴影，沉重地笼罩在不止一代中国人的心头。

对于当时的国家状况，爱国华侨谢缵泰画了一幅《时局图》，左上方题诗一首：“沉沉酣睡我中华，哪知爱国即爱家。国民知醒今宜醒，莫待土分裂似瓜。”这幅图画极其生动形象地向国人展现了19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豆剖中国河山的严重危机，令人触目惊心，催人觉醒奋起，很有教育意义。

面对山河破碎，爱国志士谭嗣同悲愤地写下诗句：“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身处如此水深火热之中，不能不深深地刺痛每一个对祖国怀有深厚感情的爱国者的心，驱使他们苦心焦虑地去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为了“振兴中华”，一些先知先觉者尝试着进行改良维新。首先是1862年的洋务运动，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认为只要这样就可以回到“一喜四海春，一怒四海秋”的盛世。于是建立了强大的北洋舰队，实力曾是东亚第一，世界第九。结果却出人意料，在1894年甲午海战中全军覆没，也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此后进行的其他改良维新运动如戊戌变法、立宪运动也都失败了。

美国学者亨廷顿认为：“改革者必须比革命者具备更高超的政治技巧……一个成功的革命者无须是政治巨匠；而一个成功的改革者则必是一流的政治家。”很可惜，晚清没有这样“一流的政治家”式的改革者。

甲午战争的失败给中国人带来的刺激太大了，吴玉章回忆说：“我还记得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我家乡的时候，我和我的二哥曾经痛哭不止。”“这真是空前未有的亡国条约！它使全中国都为之震动。从前我国还只是被西方大国打败过，现在竟被东方的小国打败了，而且失败得那样惨，条约订得那样苛刻，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

著名思想家严复发表了四篇轰动一时的政论文章，其中一篇《救亡决论》，第一次响亮地喊出了“救亡”的口号。从此，救亡成为一个时代主题。

糟糕的是，洋务运动没有实现中华民族振兴，甲午海战失败后中国反而越来越落后，越来越软弱可欺，灾难接踵而至。1900年8月4日向北京进发的八国联军人数并不多，从天津进至北京的军队其实只有七国（当中两国是象征性的掌旗兵）。其中，日本8000人，俄国4800人，英国3000人，美国2100人，法国800人，奥地利58人，意大利53人。他们彻底打败了清政府军队和义和团民，8月14日到达北京。

一个堂堂大国的首都竟然被别人占领了，这是多么屈辱的事情啊！马叙伦在《我在六十岁以前》中回忆道，他在杭州听到这个消息后，觉得好像天塌下来似的，立刻放声大哭。国家愈来愈贫弱，民众的生活处境也愈来愈恶劣，革命就必然爆发。因为“改革无法在封建王朝的控制下实现，而被改革动员起来的社会力量和被改革戕害的群体就只能走向革命”。1911年10月10日凌晨，武昌起义的枪声打垮了清朝统治。

革命虽然胜利了，政权也实现了更替，但是民主和共和并没有深入人心，国家和老百姓的生活并没有因此变得好起来。相反，一切变得更加糟糕。“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怎么办？

辛亥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是它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第一，辛亥革命使中国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一次大解放，中国人民的民主精神普遍高涨。以前人们普遍认为皇帝高高在上，如今却被打倒了，正如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所说：“其实君主也是一种偶像，他本身并没有什么神圣出奇的作用，全靠众人迷信他尊崇他，才能号令全国，称作元首。”因此，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皇权专制，极大地解放了人民的思想。第二，辛亥革命的失败证明，资产阶级及其政党不能担当起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任务。这个艰巨的任务呼唤比资产阶级先进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诞生。正如吴玉章所说：“这样看来，从前的一套革命老办法非改变不可，我们要从头做起。”第三，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几乎没有例外地参加过辛亥革命或接受过这次革命的深刻影响。他们中的年长者几乎都参加过这场革命，如陈独秀、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朱德等。陈独秀辛亥革命后担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朱德都是同盟会会员。他们中比较年轻的也都受过这场革命的深刻影响，如毛泽东、周恩来等。毛泽东就是受辛亥革命影响投笔从戎，他1911年10月至1912年2月参加湖南新军，当了半年兵。他们都是从辛亥革命出发，继续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最后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林伯渠说：“辛亥革命前觉得只要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经过多少挫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还是那样的遥远，于是慢慢的从痛苦经验中，发现此路不通，终于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在这不仅是一个人的经验，在革命的队伍里是不缺少这样的人的。”

哪里有更科学的理论和更有效的办法呢？大家都在盼望，都在寻找。怎么从头做起？谁来领导大家从头做起？中国近代历史的走投无路，呼唤科学理论武装、具有担当精神的一个先进政党的产生。

在历史的急切呼唤声中，中国共产党走上了近代政治舞台。

祝彦，江西省新干县人，历史学博士，现任中共中央党 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毛泽东思想教研室主任，兼任教育部学位中心评审专家， 百色干部学院特聘教授，青岛市委党校兼职教授，辽宁 省委党校、遵义干部学院、鄂尔多斯市委党校客座教 授。1982—1985 年就读于吉安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 1993—1996 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获法 学硕士学位），1999—2002 年就读于南京大学历史 学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曾任职于江西省新干县教 师进修学校、吉安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中共中央党史 研究室第一编研部、中国市场经济报社等，著有《晚年 陈独秀（1927—1942）》《救活农村——民国乡村建 设运动》《陈独秀思想评传》《中国共产党怎样治理腐 败问题》《〈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导读》《毛泽东思想 热点问题》《陈独秀与近代中国》《大革命后的陈独秀》 《毛泽东在 1921》。

本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的重要论述精神为指导，充分吸收了党史研究最新成果，通过大量翔实丰富的史料、鲜活生动的故事，从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在中国创建、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中共一大召开的经过、一大代表的不同归宿、中国共产党创建的若干特点等多个维度，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时代背景、困难挑战、传奇经过和伟大意义，并从建党领袖和代表人物的人生轨迹诠释信仰的力量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永恒课题，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本书还就中共一大为什么在上海和嘉兴召开、陈独秀和李大钊为什么缺席、“七一”的由来、“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经历、共产国际与中共创建的关系等热点问题正本清源，引人入胜。本书是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