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与孔夫子：一个历史的相遇

后记

在这里，照例应该向尊敬的读者交代一下写作这本小册子的缘起和大致经过。

若干年前，蒙《文史哲》主编王学典先生热情向我约稿，嘱我写一篇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会通方面的论文。我深知，王先生也是出于对许嘉璐先生主持的国家重大课题的关注和支持。我之所以研究这方面的问题，乃是缘自许先生的项目。盛情难却。2013年6月即开始动笔，直到2017年10月初才告完成，其间断断续续、写写停停，前后历时四年之久。这首先是因为我的懈怠，当然也是因为问题本身的复杂和棘手。这篇文章后来以《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会通何以可能？》为题，刊登在《文史哲》2018年第2期上。文章发表后，引起了不少关注和一定反响。譬如《新华文摘》纸刊和网刊、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哲学原理》和《哲学文摘》、上海《社会科学文摘》等刊物予以转载，《中国哲学年鉴2019》《中国儒学年鉴（2019年卷）》等权威工具书也摘登介绍；一些学界的同行以这样那样的方式给予不少鼓励和肯定。这一切，都是对我的莫大安慰。借此机会，向所有支持鄙人的刊物和朋友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就在文章发表后不久，有朋友建议我围绕这个主题，以这篇论文为基础扩写成一本小书出版，一方面把问题说得更透彻些，一方面也让更多的读者了解相关内容。就我本人而言，尽管原发文章篇幅已有四万余字，但仍觉得还有不少话要说，所以也愿意把有关内容处理得更为完备。为此，近几年来又在这方面积累了一些文字。本书就是在此基础上修改扩充而成的，题目也调整为现在这个样子。我所做的工作大致包括两方面：一是增加了几个新的方面，尽可能地使相关论述周全些；二是在有关论证方面，又补充了某些新的材料，力求把问题处理得更细腻一点。因此，篇幅也相应地扩充到了十几万字的样子。

最初的那篇论文虽然在发表时迟迟才出手，但我对文章仍感觉不甚满意。因为对我来说，如何在马儒关系的研究中避免知性地比较两者的异同，依旧是有待进一步探究的问题。坦率地讲，迄至本书写毕，该问题也不能说得到了比较理想的解决。这是令我感到最为惶恐的地方。但愿今后有机会在这个方面能够有所突破，以不负朋友们的雅意。因此，也衷心希望读者诸君不吝赐教，以使我对相关问题思考得更为周密和通透。

时间最伟大也最无情。随着年龄的增长，许多想法也都悄悄地有了改变。现在的我可谓身心俱老、身心俱疲。年轻气盛的时节已是一去不复返，剩下的仅仅是一点有限的精力和学力。我利用这点余力做些自己力所能及且情愿做的事，延续以往的思考和写作，或许还会有新的收获。但总是有些身不由己而又不期然而至的事情，把自己能够支配的时间切割得七零八落。所以，我很多时候感觉力不从心，做想做的事已变得相当奢侈。什么时候有那么一天能够真正自在起来，这是我此刻最大的想望。

最后，衷心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梁保菊、霍殿林、王海龙三位编辑对于本书的写作和出版给予的无私支持和大力帮助。离开了这种支持和帮助，离开了他们的精心编校和辛苦劳作，拙著的出版且以目前的面貌呈现出来，就是不可想象的。另外，也要感谢我指导的博士生杨鹏等同学在个别资料的搜集方面所提供的帮助。

何中华

2021年5月18日于山东大学寓所

何中华（1962— ），山东莒南人，现为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发展理论。在《哲学研究》《哲学动态》《文史哲》等刊物发表论文300多篇，出版《哲学：走向本体澄明之境》《重读马克思：一种哲学观的当代诠释》《历史地思：马克思哲学新诠》《社会发展与现代性批判》等著作。有些论文被《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等刊物转（译）载，在学界有较大反响。

曾获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2006年）、人社部和教育部授予的“全国模范教师”称号（2009年），入选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2015年）、“第二批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2016年）。

 马克思主义何以能够来到中国，并在中国大地扎根、发芽、开花和结果？马克思主义同儒学会通的历史条件和机缘是什么？两者融会贯通的内在根据和理由究竟何在？

本书以马克思与孔夫子自晚清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在中国的相遇为主线，通过特定历史语境的还原和追溯，试图从哲学观念、文化原型、精神气质等层面，多维度地揭示这种相遇的内在可能性及其学理依据，以期更深层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

本书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虽然在自觉的层面更多地表现为冲突，但在无意识层面却更多地表现为融会贯通。本书主要从运思方式、历史观、自由观、实践观、真理观等多个方面，从对历史本真性的敞显、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洞见、对人性超越性的指认、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追求等不同维度，探寻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相会通的内在理由。

本书考察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会通的历史文化条件和契机：前现代的儒学与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有其否定之否定意义上相遇的机缘；中国文化与欧洲大陆文化之间的亲和性，也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会通提供了有利条件；中国传统文化在与西方近代文化遭遇后的严重受挫，“一战”所暴露出来的西方文明的局限，使中国人对东西方文化产生了双重失望，这是马克思主义作为第三种可能性被中国人选择的重要历史原因。

一、引言

二、中西体用之辩：回到历史语境

中体中用

中体西用

西体西用

西体中用

超越中西体用之争：新的可能性

三、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会通的历史—文化条件和机缘

马克思与孔夫子的“相遇”

中国何以选择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互化”

现代性语境的吊诡：敞显与遮蔽

土地、农民、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从“西学中源”说到“马克思主义中源”说

四、运思方式上的一致：“圣之时者”与历史地思

“圣之时者”：儒家对历史感的捕捉

历史地思：马克思的独特运思方式

五、“诚”与历史本真性的开显

“诚”：儒家的“回到事情本身”

真理之开显：人的存在的祛蔽

六、“天人合一”与自然界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

“天人合一”：实体与境界两层意涵

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两者互化

七、人性论预设：对人的超越性的正视和确认

人性之凸显：人对肉体存在的超越

预成与生成：人性论的内在张力

八、“生生之谓易”与实践辩证法

“易”之观念：变化的永恒性

辩证法：从暂时性角度看问题

九、推崇“践履”与实践唯物主义

“践履”：儒家的“亲在”状态

我实践故我在：马克思哲学的真谛

十、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在历史观上的亲和性

成事与谋事：儒家的命运观

规律与目的：马克思寻求其“合取”

十一、真正的自由：“为仁由己”与“自由王国”

“为仁由己”：儒家自由观的要枢

“自由王国”：马克思自由理想之真谛

十二、“大同”理想与共产主义

“大同”：儒家孜孜以求的社会愿景

群己和谐：科学共产主义之鹄的

后记